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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旸 赵守辉:中国文字规划的海外研究——历史、规模及视角

作者:杨旸 赵守辉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12-12

  本文主要考察外国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在海外的英文发表,在对目力所及的文献进行穷尽式搜集的基础上,对我们认为具有独特视角的重要文献按时间顺序和所作贡献进行综述和评析,旨在揭示中国文字规划海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独特视角。文献形式上,除近40篇的期刊论文外,还包括专著或合著、论文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或主题报告,以及汉语文献翻译集等。但一般不包括非专著中涉及中国文字规划的章节以及以此作为案例的比较研究。

  总体而言,中国文字规划海外研究文献的大体格局是,在中国语言规划活动较为活跃的20世纪50—80年代,海外相关研究发表也达到一个高峰,反映了海外汉学和语言教学界对中国语言政策发展的密切关注。80年代中期文改工作转向之前,相关研究集中在介绍规划过程,研究方法限于历时的考察和描述;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焦点转为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角度对规划结果产生的影响、利弊等方面进行政策分析。

  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尤以美国夏威夷大学汉学家德范克教授的工作最具代表性。他以独特的视角考察中国语言改革进程,首次将民族主义与中国语言规划工作联系起来。德范克教授自20世纪40年代起关注中国文字规划问题,一开始就展现出汉字改革应走拼音化道路的鲜明学术主张,这一主张后来一直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在这一领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DeFrancis,1950)、《汉语:事实与幻想》(DeFrancis,1984)等代表性著作近年来在国内业界已广为人知。

“文革”期间及80年代中期
文改工作转向之前的海外研究

  “文革”期间,中外学术信息交流受阻,但多数海外学者仍在积极了解中国语言规划工作全貌。自20世纪70年代,中外接触日益频繁,海外相关文献发表量随之增加。

  这一时期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是1974年美国语言学代表团为期近一个月的来访,这是中美学者首次对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深入交流。访问结束后,代表团将讨论和观察集结成书,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字状况。

  在此期间长期系统关注中国语文政策的几位汉学家中用力最勤的为美国汉学家白德明(Dayle Barnes)。他的研究在聚焦普通话推广和汉语拼音系统问题的同时,也从社会政治层面进行分析。他还通过问卷调查得出普通话和拼音方案推广效果的实证数据。法国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汉学家艾乐桐(Viviane Alleton)跟踪中国文改问题多年。她主要介绍了汉语和汉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曾调查了部分欧洲作家对汉字的语言态度(Alleton,1970)。另一位法国汉学家Constantin Milsky对中国文字是否会继续走向拼音化道路十分关注。美国汉学家罗圣豪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篇关于第二次汉字简化草案的文章(Rohsenow,1986),是当时对二简所作的最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这篇文章原为1983年提交给“汉语社区语言现代化和语言规划”会议的参会论文。该会议是八十年代初以“中国语言及语言规划”为主题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三年后,美国学者颜诺(Björn H. Jernudd)教授选取了八篇参会论文,集结成主题为“中国语言规划:中国及海外视角”的专刊(参看Jernudd,1986)。另一本集结式文献为70年代末在美国出版的译文集《中国语言改革:文献与评论》(参看Seybolt Chiang,1979)。这一时期发表的较为重要的成果还包括:美国学者Harriet C. Mills(1956)调查中国文字改革的进展,预测改革对海外华人出版物用字的影响;比利时汉学家、传教士司礼义(Serruys,1962)以扫盲作为切入点,介绍了中国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Jackson和T'sou(1979)对中国推行语言文字改革动机的考察;美国教育领域学者Sheridan(1981)考察在使用非拼音文字的中国,学生读写能力习得情况。

80年代中期之后的海外研究:
政策分析为主

  随着国内社会环境变化及政策转向,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的语言文字工作转向功能培育。海外学者们也转而从不同角度进行政策分析和绩效评估。

  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enry Mair)1986年创办网络期刊“Sino-Platonic Papers”,专门关注中国研究。1991年该期刊发行特刊“谈书写与语言暨纪念德范克八十寿辰”。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同样尝试将社会、经济、政治等影响因素作为讨论的切入点,整体考察了中国的“语言管理”工作。William C. Hannas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主张,即反对汉字书写系统,并将其研究视野置于整个东亚汉字圈。今天的眼光来看,Hannas著作中的不少言论透露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语言达尔文主义的偏狭,但他对东亚汉字圈文字改革问题的激进观点对我们多方位加深认识和拓展思路也不失为一种启发。1988年白德明发表《书写法变革的限制因素:陈光尧和汉字简化》,分析了陈光尧的汉字简化方案未受认可的原因(Barnes,1988)。这一时期的另一视角是以中国教育为出发点谈文字的语言规划,如Kaske(2008)的著作《中国教育中的语言政治:1895—1919》。

  2000年后,北欧地区出现了关于汉字研究的学位论文,如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系Roar Bökset博士(2006)的《简单汉字的复杂历史:简体字进化史》等。

  在海外华裔学者中,陈平是新时期最早较为系统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语言文字规划工作的学者之一。赵守辉是近年来持续关注中国文字规划实践的另一位海外华人学者,其代表作《改革汉字:革新还是复旧》(Zhao & Baldauf,2008)首次参照国际语言规划框架和海外政体的实践经验,对20世纪中国的文字规划过程进行多维度讨论。

结语

  文字现代化运动特别是对改革动力机制与社会政治维度关系的考察,是国际语言规划与政策分析学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文字现代化运动进程在实施阶段和理论范式上大体平行于海外的总体趋势:语言规划作为国族建构的手段起源于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简便、规范、统一的书面交流手段,技术上既是新兴国家经济建设对沟通效率的基本要求,同时政治上亦是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和谐的先决条件。逮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后现代思潮流行的大环境下,国际学术界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转向对规划所造成的消极社会结果的反思与批判。从本文的梳理中我们看到,海外学人从研究范式上对中国文字改革的考察也正经历了这样一个从对象描述到政策批判的转向。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Alleton, Viviane 1970 L'écriture chino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p. 128.
  Barnes, Dayle 1988 A Continuity of Constraints on Orthographic Change: Chen Guangyao and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38, pp. 135-166.
  Bökset, Roar 2006 Long Story of Short Forms: The Evolution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 dissertation in the Stockholm University.
  DeFrancis, John 1950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Francis, John 1984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331.
  Jackson, R. & T’sou, Ka Yin Benjamin 1979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odern Languages, Vol. 4, pp. 78-88.
  Jernudd, Björn H. 1986 (ed.)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and Abroa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 59. Mouton De Gruyt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Kaske, Elisabeth 2008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Mills, Harriet C. 1956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5(4).
  Rohsenow, John S. 1986 The Second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 59, pp. 73-86.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 Modernization and Planning in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ies, in Honolulu, September 1983.
  Serruys, Paul Leo Mary. 1962 Surve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eform and the Anti-illiteracy Mov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In Studies in Chinese Communist Terminology, No. 8.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eybolt, Peter J. & Chiang, Gregory Kuei-ke 1979 (eds.)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Sharpe.
  Sheridan, E. Marcia 1981 Literacy and Language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ading Teacher, Vol. 34 (7), pp. 804-808.
  Zhao, Shouhui & Baldauf Jr, Richard B. 2008 Planning Chinese Characters: Evolution, Revolution or Reaction.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Publishers, pp. 418.

  作者简介

  杨旸,湖北武汉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规划。

  赵守辉,1963年生,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博士,卑尔根大学(挪威)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对外汉语言文化教学、语言政策及规划、汉字现代化、新加坡华语教育等。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及教材六部,参编词典三部,发表译著一部。在海内外期刊及论文集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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