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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灿龙:回忆病中的徐枢先生

作者:王灿龙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20-01-19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前辈学者徐枢先生逝世10周年。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主任王灿龙研究员专门撰写了一篇缅怀徐枢先生的回忆文章,原拟于徐先生忌辰1月27日在本公众号上发表。考虑到27日正值春节假期,特提前推送,以此作为语言所同仁对徐枢先生的共同纪念。

 

回忆病中的徐枢先生
王灿龙

  今年是恩师徐枢先生逝世10周年。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即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到先生离世,几近15个年头。先生对我的教导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值得追忆和怀念的往事颇多,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我耳闻目睹的先生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一些事。现回忆若干,以表达对先生的深切缅怀与无限思念之情。

  徐枢(1932—2010),上海宝山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工作;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中国语文》副主编和常务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副编审和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含合作)数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据《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改写)

  2009年春节期间,先生感到口腔不适,因当时正忙于《现代汉语大词典》有关条目的编写与修改,故未及时到医院问医,打算等手头工作告一段落后再上医院。后来越发感觉异常,便于3月初抽空往北京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叫先生立即住院,说得尽快手术,因为诊断结果是口底癌。先生生病住院这件事,我是在他出院前几天才偶然从单位得知的。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师母,询问具体情况,师母介绍完后说道:“他特意嘱咐不要跟你们讲,说你们都很忙。”这就是先生的性格,病了还在为他人着想。

  先生手术后即回到家里休养,同时每隔几天到北京医院做一次化疗。先生在家静养初期精神状态不错,脸上的气色也还好。我每次去看他,坐下之后,先生都先问问所里的情况,然后就跟我谈一些学问上的事。先生1996年因学科发展的需要调整到现代汉语研究室(今“句法语义研究室”)之前,曾长期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工作,先后任编辑、副主编和常务副主编。有一次谈到写论文这个话题,他说那些年他在编辑部看了不少的稿子,什么样的文章都见过。他越说越有兴致,细述道:有的人会写文章,稿子拿出来,观点明确、思路清楚,结构明晰、逻辑严密,材料丰富、取舍精当,分析细致、论证有力,语言流畅、表达准确;有的文章中规中矩,有自己的见解,分析也还过得去,但却没有什么创新和突破;有的文章结构混乱,思路不清,主题不明,行文绕来绕去,让人不知所云,难以卒读;有的文章乍一看很新颖,颇有理论色彩,其实是一味地照搬国外的理论,严重脱离汉语实际,只是一个花架子,不解决汉语的实质性问题,等等。这看似在回忆当编辑看稿子的事,实际上,先生是在婉曲地提示我要以第一类文章为目标,避免写那种缺乏创见、人云亦云或一味耍花架子的论文。这种寓教于轻松随意的谈话之中的做法正是先生一贯的教育风格。在我跟先生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当中,先生从不声色俱厉,也很少单纯地要求我如何如何,通常都是在了解我的想法或做法之后,再针对具体情况提出他的看法或建议,让我自己咀嚼、体会和领悟。跟先生学习和聊天,如沐春风,总能获得潜移默化的教益。

  先生手术4个多月之后,于8月中旬第二次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家离北京医院不算远,因此,先生第二次住院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晚饭后都要骑车到医院去探望一下。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该打的针都打了,该输的液也都输了,先生心情相对比较放松。我进到病房里,问问情况,聊聊天,先生也向我打听一些外面的事情,包括所里的。这期间,先生的精神面貌尚可,但人却是较前更为消瘦了。由于先生住的是普通病房,里面还有其他病人,因此我不便呆太久,怕有过多的打扰。

  先生出院回到家里,我虽不能每天去看他,但还是隔一段时间去探望一次。开始几次我去的时候,看到先生的状况大体如常。差不多是10月初,我再去的时候,发现先生已经用上了助步器,说明先生已经不良于行,行动需要靠外物支撑和帮助了——情况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等我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先生的动作明显迟缓了。他还跟我说身上多处骨节隐隐作痛,我们怀疑这是癌细胞深度骨转移所致,于是便拿着先生住院期间所拍的片子到北京肿瘤医院,请一位熟人介绍的大夫看个究竟,大夫予以确认。这样看来,先生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了。

  12月9日下午,我突然接到先生的公子、著名新意象油画艺术家徐适世兄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先生在家摔了一跤,卧床数日不起,而且愈加疼痛难忍,家里没法再呆了,送至北京医院,可是,医院说病床紧张,这种情况他们无法收治。通完电话,我当即赶到医院,只见先生静卧在位于接诊大厅一侧的一个担架(是救护车专用的那种)上,严严实实地盖着被子,头上的帽子也压得很低,因为大厅里比较冷。我跟先生打过招呼之后,便跟徐适世兄商量办法。

  经我一位乡友帮助,附近的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同意接收,但入院得等第二天(当晚调剂床位)。这样,先生就在北京医院接诊大厅里过了一夜。10号一早,我便赶到这家医院,联系大夫准备好相关工作。先生随后由救护车送到。这是先生第三次住院,但是,这次不同于前两次。前两次是治疗,这次其实是临终关怀——尽最大可能减轻先生的病痛,让他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这是我在最初联系的时候明确跟有关大夫表明的心愿和想法。因为按先生当时的状况,他的病已经不可逆了,不会有奇迹出现。我们都得面对这个现实,没有什么可忌讳的了。

  先生由救护车送到这家医院之后,大夫和护士做了一个常规检查,并看了此前的病历和材料,然后制订了细致体贴的护理方案。这显然比回到家里消极等待要好。先生本人也乐意。尽管我们都知道那个非我们所愿的结果不久即会到来,但是,我们在先生面前表现如常,一再鼓励先生配合医生治疗。

  我因为住家离得近,所以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看,有时是中午,有时是傍晚。最初的一段时间,先生意识是清醒的,对医护工作也还比较满意。我每次去,通常先到主管大夫和护士那儿,了解一下近况,请他们多加关照。然后到先生床边,或站或坐,说一会儿话。一般情况下我呆的时间不长,怕影响他休息,因为这个阶段先生的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了。记得有一天中午时分,我走进病房,站到先生床头边上,先生的眼睛眯着,似睡非睡。我喊了一声,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先生竟又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应是呓语——先生处在迷糊中,状况更糟了。在静静地对着先生注视了几分钟之后,我转身悄悄地退出了病房。走的时候竟忘了像往常那样跟护工打个招呼。在回来的路上,我的心情格外沉重——先生在这个世界的日子恐怕不多了。

  再后来,先生就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对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的探视,医院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这样,我探望先生的次数就少了。有一天下午,我往重症监护室探视,从楼梯刚上到门口,便看到过道里站着几位词典编辑室的同事。显然,他们也是来看望先生的,我们彼此默默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探视时间到了,护士打开门让我们进去,她叮嘱大家只能看一眼,不能多停留。我们便轻轻地、慢慢地按次序进到里面,只见先生躺在一张微斜着的床上(头高脚低),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双目微闭,喘气声很粗,且不均匀。这表明,就是在输氧的情况下,先生的呼吸也很困难了。面对神志不清的先生,大家只是静静地看着。虽然我们都像往常一样有许多话想跟先生说,但是谁也没有言语,哪怕喊一声“徐老师”——打个招呼。因为我们觉得,如此氛围之下,声音都是有重量的,会给先生以压迫,从而增加他的苦痛。从重症监护室里退出来之后,词典编辑室的几位女同事心情难以平复,站在过道里默默地低首垂泪。我的心情也一下子跌落到最低点,怅然若失地站着楼梯口,久久不愿离去……

  先生退休之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江蓝生研究员的邀请,专职做词典条目的编写工作。此前,先生在词典编辑室也做过一些工作,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标注词类时,先生受邀担任词类标注审订负责人,后又参与了第6版的部分修订工作。先生不仅为《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付出了心血,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还与词典编辑室的同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不少是忘年交。也就是这一年的重阳节,我正好在看望先生,聊天之间,有快递员给先生送来一个大花篮。先生一开始不知这个花篮是谁人所送,及至看到花篮缎带上的祝辞,才知道是词典编辑室的贾采珠编审和赵大明研究员等。


徐枢先生在审读词典条目文稿

  先生之所以能赢得词典编辑室同事如此之敬重,靠的是他的学识和为人。先生回想自己晚年在词典编辑室的工作时,曾颇为动情地写道:编词典的工作跟搞个人课题研究工作不同,它是集体性的,很多问题都要和别人商量,要有好的合作精神,“要搞好合作,首先要看到别人的长处,特别是青年同志的长处:(他们的)知识结构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接触的是比较新的东西,而且对新事物比我敏感得多。我在几年的工作中确实在中青年同志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正是这样的谦和与宽厚使得先生跟词典编辑室的同事相处融洽、合作愉快。


徐枢先生手迹

  2010年1月27日早上,我接到徐适世兄的电话,说先生于当日凌晨去世。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愣了好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先生遽尔驾鹤西去,或许是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息吧。先生就是在进入古稀之年以后,也仍然退而不休,的确是累了。

  十年来,我每每忆起先师徐枢先生时,脑海里总浮现先生高高瘦瘦的身影,耳畔仿佛回响起先生清清朗朗的声音,感觉先生仍在跟我谈学问,说世事,聊家常……

  先生没有离去,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9年元旦初稿,2020年元旦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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